巴赫金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1920年代在前苏联开始著述的理论家。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作方式非常熟悉。他也经常被跟俄国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流派可以说是我们美国四五十年代新批评的先驱。（比特 巴利在《理论的开始》中对俄国形式主义有很好的阐释）巴赫金与苏联政治当局发生了一些矛盾，而后被流放，在流放中完成了一系列研究。由于与当局的政治矛盾，同时也因为翻译的问题，巴赫金的著作直到70年代后才到达西方（在斯大林政权后）。
巴赫金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对历史和社会领域的关注，人类行为和思考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关于主体的形成问题），以及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对巴赫金来说，与对阿尔都塞一样，语言本身（从形式到内容）总是意识形态的。（巴赫金经常被与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本书直接阐明了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
语言，对巴赫金来说，也是物质的存在。他反对索绪尔和结构主义仅仅从外在（或结构）来看待语言，并认为必须考察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语言，作为一种物质实践，如何由主体组织和贯穿到主体之中。（这也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论题）
巴赫金的理论的焦点首先在于对话的概念，并认为语言——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其实质都是对话。这个对话概念与马克思的辩证概念不同，虽然两者同样关注语言的社会性本质，以及语言的内在斗争。对话包含三个因素：说话者、听者或回答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以及与此相关的观念、字符、真理形式等）总是至少两个人相互作用的产物。巴赫金将对话概念与独白概念相对，后者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实体发出的。
《小说的话语》是巴赫金同题论文的一个摘要，出现在巴赫金的《对话的想象》一书中。在这篇文章中巴赫金关注了文学形式或文类作为对话形式的问题。他尤其关注诗歌与小说的对比。他说，从历史上看，诗歌是比小说地位更优越的文学形式。有一大批理论家将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赋予了诗歌而不是散文，并认为诗歌语言更自由，能指与所指不是直接关联的。
巴赫金与索绪尔或接受索绪尔影响的理论家观点不同，后者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比两者之间的联系价值更高。他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理论也总体了解，但他（不像我们熟悉的许多理论家，包括阿尔都塞）不采用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点。
巴赫金的这篇文章一个问题开始：如果说诗歌在西方文化（同时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是更优越的文学形式，那么关于语言或话语如何在小说中运作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很显然，在小说或散文中与在诗歌中语言的运作方式不同，或者说使用的方式不同；这些文类的意义的生成方式不同。
一个答案是你不能或者根本不应该讨论小说。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对西苏）来说，小说是现实主义陈述的一部分，它总是尽力将语言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指向真正的所指；西苏认为，这一点使小说和现实主义在努力形成直线的、固定的意义上（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明确地挂钩）达成共谋——法国女性主义者称之为男性中心的、或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
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形式的表征性语言——任何的散文语体，任何的小说语体——都是为了使语言变得固定、单一、凝固。这些都是不好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歌与小说没有多大区别。诗歌是一种艺术形式，善于创造美好的事物；而小说，则是一种修辞，是一种说服或提出观点的文学形式，目的不在于产生美学效果。这些定义主要来源于历史经验：小说确实来自说服性的散文传统。当然，诗歌如果失去说教功能，就不是诗歌；正如菲利普悉尼爵士所言，艺术的目的是使人愉悦并引导人。但总的来说，诗歌总是和审美功能（使人愉悦）联系在一起，而小说被和说教功能（引导人）联系得更密切。
巴赫金以人们对小说和诗歌的这种划分以及两者的社会功能开始论述，目的在于对文体家的诗歌优越论进行反思。他说，修辞——使用语言说服别人的艺术——在西方文化中其地位总是低于诗歌，因为修辞有其社会目的：它有所作为。而诗歌，经常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审美王国。在巴赫金看来，诗歌就像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而散体文则是厨房的炊具。
巴赫金说，小说的有所作为，使它具有积极的性质。首先，它是一种使用语言的社会和历史的特殊形式。巴赫金指出，小说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都比诗歌与其他共存的修辞形式——报刊的、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语言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小说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都更多地指向修辞的社会、历史形式而不是指向某些特定的艺术、美学观念，而诗歌首先关注的是美学观念，其次才注意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
巴赫金指出（第666页），关于语言的理论总是假定一个单一的说话者，一个与自己的语言有着无须中介的联系的说话者。这个说话者（类似于德里达的“工程师 ”概念）认为“我的话语有一个确定的意义，我的话语只由我支配。”巴赫金说，这种语言观念只涉及到两个因素：语言作为一个系统，以及使用语言的个体。巴赫金认为这两个因素只能产生独白型语言——来自单一主体的语言。
巴赫金用杂语这个概念来与独白型语言相对立，这一概念代表在文化中运作的语言的多样性。表述可以定义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所有形式的社会话语或修辞模式。（巴赫金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并在668页作了描述）关于表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你一天中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你用一种方式和朋友说话，用另一种方式和教授说话，用第三种方式和父母说话，用第四种方式和服务员说话，等等。
杂语，使语言转向其多样性——不同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由于能指与所指脱节所导致的话语的多义性，而是指杂语包含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不同的修辞策略和词汇。
巴赫金认为，杂语和独白语，都是属于语言的离心和向心力量，在任何话语中都存在。“话语主体的每一句话都同时展示了离心和向心力。”（668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既是匿名的也是社会的，由个体之外的某种东西形成，但同时又是由某一说话主体发出的具体的充满特定内容的东西。
巴赫金指出，长期以来，诗歌语言被认为是向心的，而小说语言则是离心的语言。巴赫金说，小说语言是对话的和杂语的，因此它努力战胜（至少是戏仿）一元的、独白的官方集权语言。
巴赫金希望找到可以代替严格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方法，因为它们看待文学的方式倾向于把文学看成“封闭的、自足的整体，其中的各种因素组成了与外界隔绝的一个系统”。（668）
关于诗歌话语和小说话语的部分（开始于669页），巴赫金认为诗歌话语基本上是独白型的，并且以“封闭的和自足的整体”的形式呈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新批评，主要研究诗歌，而不是小说）巴赫金说，诗歌的词语，指向自身和它的对象（它所象征的东西），指向其一元性语言；（670页）诗歌中的词语只联系它的对象，而不与他人的话语联系。换句话说，诗意的语言指向语言自身，指向语言的向心层面，或者它的象征——但不是指向非诗意语言，或文化中的其他语言。
诗歌话语——巴赫金称之为“自为的”（意思是来自自身，指向自身），或作为比喻的形象——其意义在于自身，或与一个对象（作为能指或所指）相联系，而不在其他地方。正如巴赫金所说，诗歌话语的行为只局限于词语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因此，诗歌是对词语的运用而不是指向历史，“ 它假设本文之外无一物（当然，除了语言自身的宝藏）”（671页）。诗歌的词语只意味着词语本身，或者包括其外延与内涵（也就是语言自身的宝藏）；当它指向一个对象，这一对象已被切除其历史或社会的特定性。也就是说，诗歌词语只是能指，或者说与它相连的所指是被抽象出来的。因此，一首诗中的词语“瓶子”就意味着瓶子自身，或者指瓶子的观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瓶子（比如我们面前的塑料瓶）。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当我写下"Two pounds ground beef, seedless grapes, loaf bread" （“两磅绞细的牛肉，无核葡萄，一条面包”），你可以用两种方式阅读。我们可以用诗歌的方式阅读，在这种方式中词语指向抽象的观念，或其他词，或诗歌本身。这种阅读可能首先聚焦于第一个词，“two”，暗示着一个基本的二元性，这二元性随即被作为动词的pounds（作为动词表示撞击）破坏，它是单数形式。Pounds 这个概念作为动词带来一种暴力的感觉，那么two(表示两个)可能就处于一种斗争的状态。这种斗争可能是针对第三个词ground（有地面、战场的意思），这也暗示着一种暴力。Pound 与ground 押韵——因此这两个词同时也是一个（都是单数动词）正在怒气冲冲地撞击着地面。地面是什么? 是他们存在的地面, 是他们站立的地面, 还是使他们区分为两个的地面? (为什么不是呢?) 然后看"beef"—没错, "beef" 可以表示牛肉—人类食用的东西-或者还可以表示"争吵" 这与 the two pounding the ground (or each other) in this fury完全相符。 接下来的一行解释了他们生气的原因。 他们不仅被分开, 而且是 "seedless"（无核的）--没有后代, 没有生育能力。这就是第一行中暴力的来源。 "grapes,"也暗示着斗争，它使我们想到 "酸葡萄" ，对自己没有的东西遗恨, 也让我们想到 "gripe,"（激怒），就像 "beef,"也意味着争吵。 "Seedless grapes" 也是一种矛盾修辞法, 一个悖论, 就像"two pounds;"葡萄是果实, 因此是繁殖能力的象征, 但这里却是无核的, 丧失生育能力的。最后一行, "loaf bread," 强化了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导致的暴力; "bread" 跟"bred,"（流血）相近，也跟生育有关, "loaf" 暗示着懒惰或平静,与第一行中的 pounding 形成对比。 因此懒惰的人是多产的, 而那些斗争者却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缺少区分, 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还是两个, 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
有点牵强，是吧，但是完全有可能。这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语: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诗歌, 我们就不会用读购物清单的方式读它。企图从这种语言中读出杂语味道的作者或批评家会认为这些词镶嵌在社会联系中;这些批评家会把他们读作购物清单, 但是带有某些社会目的, 而不是抽象的。
在诗歌中, 社会意义基本上被消磨了，但在小说中社会意义和抽象意义（自为的意义）同时存在。小说家会描绘某人写下了这个清单，从一个层面看这仅仅是人物所买东西的排列，但从象征的层面看，这些清单上的食物可能有某种涵义或字面之外的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671页），小说艺术家“在完成轮廓的形象中注入社会杂语背景，用对话性的暗示贯穿形象。”
从672页到673页，巴赫金进一步讨论了对话的概念，指出所有的表述都指向一个答案，一个回应。在日常话语中，词语通过进入听众自己的概念系统而被理解，被赋予特定的对象和情绪色彩，并与这些因素相联系；对表述的理解因此离不开听者的反应。所有的话语都指向巴赫金所谓的听者的概念范围；这概念范围是由听者习惯使用的各种社会语言组成。对话是说话者的各种语言与听者的各种语言之间的互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赫金说（673页）“话语存在于文本与文本之间” 的原因。
在674页, 巴赫金指出对话性文体中的历史性、社会评价与诗歌文体不同。散文的作者总是力图调和自己的语言与他人的语言（比如读者的语言）, 并使用杂语—使用各种语言—总是试图与读者对话。小说作者也总是考虑读者对自己语言的反应, 总是努力说得更清楚, 寻找各种说的方式, 使读者理解传达的信息。杂语的声音的多样性是小说和散文文体的基本特征。
关于杂语的最好的例子是麦尔维尔的《白鲸》,其中使用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语言: 捕鲸者的语言, 加尔文教徒的语言, 感伤小说的语言, 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 柏拉图哲学的语言, 民主主义的语言等等。 使用这些语言,麦尔维尔希望吸引各种群体的读者, 小说也几乎包括了所有读者的日常词汇表或概念范围的某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