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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后现代主义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马华文学在这一波文学风潮的冲击下，与曾经对它具有深远影响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思潮有着怎样的不同，它又在具体的文本体式上与过去的风格有着怎样的变化，这是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一方面这样的趋向有着普范的意义，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也同样面对：另一方面也可作为一种个案来审视，以掌握当下华文文学的范式转向与思维移势。后现代登陆马华文坛为文学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特别是不只吸引了新生代作家，也把资深作家推向台前：明显的它让这些作家具有更大的实验勇气，开拓了不少新型的文体，为文坛拓展了更多元的文风。当然这些后现代作品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如何从失败中去寻求改进，将是考验这股文学风潮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
　　[关键词]马华文学：后现代主义：文体：转向

　　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的风潮在全球各地掀起，已经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艺术范型与生活方式，拜全球化所赐，后现代文化已经铺天盖地冲击着许许多多的领域，不只是在发达国家(或所谓的后工业国家)，连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本文主要是考察与论说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技艺与话语影响下的马华文学，在文学文本的形构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范式转移?推出了哪些与前期不同的文本类型?在创作方式与文字形式上有何创新等?
　　谈到“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词，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可能是最早使用这术语的学者，他在1934年的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第1卷中指出，历史学家所指的“现代时期”大约在1850至1875年期间逐渐终结，进入“现代之后”(After Modernism)的缓冲期。1939年第5卷本中正式使用“后现代”，并修订了他较早前的看法，把现代时期的结束推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而“后现代”时期正式在两次大战期间(1918—1939)粉墨登场。[1](P1-43)
　　无论如何，一般学者把后现代主义的起始，特别是在文学、社会思想、经济学、宗教领域，定在1960年代之后[2]，即与欧美国家所发生的大学生“造反”运动同步，或者也可这样说，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这场大学生反权威运动的产物。这可以说明为何后现代主义一直有着很强烈的“反”风:反传统、反权威、反精英、反中心、反美学等，同时强调平等、对话、尊重多元、认同差异等。
　　杜哲迪(Thomas Docherty)在他的《后现代主义读本》中指出，“后现代”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一、它是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在上引的汤恩比著作中已作了具体划分：二、它是一种意愿，向前看的以救赎当下的心志，一般表现在对现代思想的不满，意图改革与创新，这点在生态运动及维护弱势人权上尤为显著：三、一种美学范式与政治及文化实质。[3](P2-3)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与三种含意，尤其是作为一种(新生/另类)“美学范式”的这层意义。
　　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得不提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的经典名言:“在艺术上，后现代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4](P153-154)
　　从他以上的评论中，很明显的认为后现代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与过去的其他时期的美学方式不同，特别是和它之前的“现代主义”时期，从伊哈布•哈桑的观点中归纳起来，可以让我们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这样的区别:

　　二、马华文学的后现代转向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步地登陆马华文坛。比起前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的登场没有那么大张旗鼓，更恰当地说，它是不动声色地渗透进来，轻声细语地潜入马华文学的作品与论述中。因此有些作家或学者，不管是出于有意或无意，并不认同马华文学已经产生了后现代文学。马华现代主义的大旗手温任平就曾说，马华文学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原因是马来西亚还不是后工业的社会，因为后现代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他后来又借助哈贝马斯的名言来加强他的论调，即“现代性(现代主义)乃是一项未竟之业”[2](P303)，认为应该继续去拓展现代主义。无独有偶，旅台学者张锦忠也曾引用过哈贝马斯的这句话，认为现代性(现代主义)仍有其潜在的实力，不可小觑。无论如何，张锦忠并没有鲜明地否定后现代主义。而像林建国这样的学者，基本上已经能够挣脱现代主义文论的窠臼，进入后现代的批评视阈，他著名的《方修论》实际上已经不是引用精英/学院与美学至上的视角去总结方修的成就，而是更注重于后现代批评中所强调的民间元素。
　　无可否认，最初的后现代主义确实只在西方的后工业社会发轫与成形，因此它的原生地不是东方，更不是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格局与形势的大逆转，首先是共产主义首领苏联的解体导致“冷战”的结束，国内随着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而出现令人出乎意料的小开放：其次，是在世界各地所掀起的资讯革命——互联网的普及，更是翻天覆地，使得全球疆域被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从此，不管发生在任何国家/区域的文化改革或文艺思潮，下一分钟就马上扩散到世界其他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只是后工业社会的独有现象，即使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这可以说明为何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能发展出本身的后现代书写，马华文坛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不管是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或者从其他中文文学区域所转口过来的后现代，都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刺激与契机。
　　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并非出自于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比较多是针对后现代形式与技巧的搬用、模仿或改换，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意义大于一切，至于后现代的文化实质与变革思维，肯定没有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困惑与反思的西方人来得深刻与真实，因此，在这些地区(包括马来西亚)中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比较趋向于文字与形式上的技艺与游戏。
　　
　　三、后现代主义建构的文本类型
　　
　　(一)反美学/反文体
　　综合起来，马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有几种比较明显的文本策略与形式，其中一项是所谓的“反美学/反文体”。后现代主义并不如现代主义那样的拥抱经典与美学至上。反之，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现代主义的美学至上的，这与他们的反精英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后现代文本有时甚至标榜“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臭为美”等，企图扩大“美”的诠释与内涵。例如马来西亚著名作家沙农•阿末的Shit及马华新锐作家贺淑芳的《别再提起》，都分别把“粪便”写入小说中。①
　　吕育陶的诗歌《空间感觉》也同样有这种倾向:
　　之1:厕所
　　只有伸手可及的墙的意思是
　　可以抽烟，接受自己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