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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时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钱锺书；文言；白话；批评文体；批评对象
　　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很少有人像钱锺书那样同时使用文言白话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既可以采用严谨准确的现代汉语，书写《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那样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也能够运用典雅精致的文言，完成《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札记和诗话著作。“在《谈艺录》中，有意识的精致的文言，与《写在人生边上》中实验性的形式，成为鲜明的对照，并令人更加相信钱锺书在后一部著作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以古典文体的流畅表达，来充实粗浅的白话。”…换言之，对于钱锺书而言，原本以一种残酷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对立着的文言与白话，已不再是矛盾的两极，而成为可以转换自如的语言符号。
　　那么，钱锺书“文白兼用”的语体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揭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之于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批评话语的特点以及更深入地思考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自之争
　　肇始于晚清的语言革命，到五四时期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在激烈的论辩中，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革命者最终得偿所愿，由知识界发起的语言变革迅速获得官方的认可，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这年秋季起一律改用白话。而在此之前，积极倡导这场变革的学者和作家们，就已开始尝试用一种不同于几千年来传统汉语书写的语言，进行着意义非凡的言说活动。“文白之争”尘埃落定已经近一个世纪，其间尽管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意识形态变幻莫常，社会体制多有更迭，但无论是官方盖棺定论式的结论，还是主流知识界一般的立场，基本上都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评价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一个基本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以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语言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的专擅之物，语言的平民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的平民化、文学的平民化乃至政治的平民化，对于苦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然而，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变革一样，白话文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其致命的缺陷，推动这场运动的动力明显缺少立体感和多向性，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单纯的社会政治立场之上的，而对于这场变革的真正对象——语言本身——缺少足够的尊重。
　　语言是人类历史在漫长演进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语言出现后，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所有的结构要素诸如语音、语法、词汇等等实际上一直处在发展完善之中。语言的变化发展是由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文化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变革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时期分别对特定社会状态下的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始终是渐进的、缓慢的，同语言的产生一样具有自身演化的规律和特点。“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延续使用，即使有变化也是很微弱的。”语言的变化绝不是泾渭分明式的新旧交割，新旧之间传承关系的复杂性也远非语言学家所能认识和把握，正因为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才有过这样的论断：“语言，或至少语言的要素(这一区别十分重要)，是一个一个时期传递至今的，除非我们跨出现有经验的范围，才谈得上新语言的形成。由此可见，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深深地渗入了语言的结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只是从社会政治的单向性角度考量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忽略了影响语言变革的其他因素，从而以毫无顾忌地违背语言自身的演化逻辑为代价，去换取有目的性的跳跃式发展结果，此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平心而论，当黄遵宪率先提出语言革命的主张时，其目的还仅仅止于改变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断裂状态，他在1868年的《感怀》一诗中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诉求；到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表，第一次明确喊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其所提出的变革理由也无非是所谓白话文的八大益处：“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其中，除“保圣教”多少带有社会政治色彩外，其余七项均不过欲使语言趋向平民化而已，与黄遵宪的主张并无实质区别；但是，延至《新青年》创刊，激进的改良主义主张成为时尚和主流，此时的语言变革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了。最初，新文化的主将之一胡适的态度还较为谨慎，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胡适对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曾有过如此说明：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
　　不难看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张一经发表，势必石破天惊，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此时的胡适还保留着一位学者提出问题时应有的审慎态度，不仅坦言“有过激之处”，而且反复强调要经过“直言不讳之讨论”，这从后来发表的文章以“刍议”为题亦可见一斑。
　　然而，或许是不满于胡适的谨慎，或许是激进的思想驱使，陈独秀在紧随其后的《文学革命论》中，将胡适犹犹豫豫未能道尽的主张完全彻底地推向了极致：
　　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与《通信》、《刍议》相对温和的语气不同，陈独秀此文算得上是一篇“战斗檄文”，言语措辞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非但观点越来越偏颇，而且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在《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不久的一次通信中，陈独秀断然排斥任何质疑白话文运动合理性的声音，他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对于这场语言变革的理想化信念，一是要解决语言的贵族化、精英化与新思想、新观念广泛传播的矛盾，一是要消除语言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五四时期刻不容缓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表面上是纯粹的语言之争，其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新旧两种势力的博弈，早已笼罩上了厚重的社会政治色彩。
　　有研究者就评价说：“提倡白话文和反对白话文的双方，从开始就知道文学革命里面牵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正因为此，语言之争才演变为革命与保守之争、启蒙与蒙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理解此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钱锺书在文言白话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